“体医康养护”一体化抗疫研究①​：疫情对不同人群的影响

2020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态势凶猛的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以九省通衢的江城武汉为中心，伴随着人口流动的轨迹，以始料未及的速度向湖北全省和全国迅速扩散，并波及境外，让这个鼠年的新春与往年大不相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一部署下，各地政府纷纷颁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各部门积极行动，联防联控，一场全民参与、关乎人民生命的疫情防控阻击战在中华大地骤然打响，随着各项应对性防控措施的逐步实施，疫情监控、信息发布、健康宣教、延迟复工、监测排查、接诊救治、物资供给、医疗队伍调配、交通限制，甚至疫情严重地区封城等应急工作很快步入有序轨道。全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众志成城，必将最终战胜疫情！

当前，目前国内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但仍不可松懈，团结是国家抗击疫情最好的“免疫力”，需要全国人民继续同心协力，作为首要之务，既要尽快控制住疫情发展，也要尽可能减少对社会生活、经济生产的影响。同时，还需要公共卫生、医疗健康、社会治理等相关领域进行积极反思，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使得未来再次发生类似问题的风险能够降到最低。应该看到，在现代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任何疾病都只是人的部分而非全部，应在以人的健康为中心的动态性、连续性、整体性的基础视角上，对健康促进、保健、预防、治疗、康复等健康措施进行有效整合。

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有活力、创新能力最强，且各方面相对均衡的地区，上海交通大学健康长三角研究院是国内首家深耕于长三角一体化健康领域的专业研究机构，在当前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中、在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方面，将通过集聚多学科优势力量，不断提升创新策源能力，发挥标杆的带动效应，以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健康服务新模式。

一、此次疫情对不同人群的影响

1.高风险人群：基础疾病患者及老年人群

2月12日，《柳叶刀》在线发表世卫组织传染病危害科学和技术咨询组（STAG-IH）的文章，指出COVID-19在临床上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伴有上呼吸道症状的轻度疾病；不危及生命的肺炎；伴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的严重肺炎。推测病毒可能在大多数感染者中引起了像季节性流感一样的轻度和自限性疾病，而在老年人或患有合并症（糖尿病、肺病和其他慢性病等）的人群中更可能引发严重后果。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对72314例病例（含疑似病例）的流行病学特征分析显示，大多数患者年龄在30～69岁之间（54762例，77.8%），虽然病毒具有高度传染性，但大多数患者为轻症表现（36160例，80.9%），总体粗病死率低。在死亡病例中，大多数为60岁及以上患者（829例，81.0%），且患有基础性疾病，如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

此次疫情的危重病人和死亡病例集中在武汉，一个原因在于由于早期对病毒的认识不够，很多发热病人长时间聚集至几个大医院的急诊排队就医，不仅造成了对医疗资源的冲击挤兑，进而加剧了交叉感染的风险，其中就有不少属于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群，这些患者本身就是每年流感肺炎的高发人群。病毒进入体内后，若得不到有效控制，一旦启动细胞因子风暴，产生自身过度的免疫应答反应，此时免疫细胞不但杀死病毒，还杀死健康的细胞和组织，引起组织充血、水肿、发热、损伤，并可能引起其它继发性感染甚至导致“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脓毒败血症），表现出严重症状，如呼吸不畅（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休克、急性肾损伤等，如果不及时治疗，最终患者会因多器官衰竭而死亡。

疫情暴发以来，全国各地的养老机构纷纷采取封闭式管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暂停营运，而对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等刚需服务重点老人，也通过各种手段确保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和助餐服务等的保障到位。因此，目前除了由于武汉作为疫情中心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发生了福利院、康养中心老人与医护人员交叉感染肺炎情况（具体数据有待进一步确认），湖北以外地区仅黑龙江因为整体防控隔离措施的推进不力，在齐齐哈尔一养老公寓出现24例确诊病例外，其他地区没有养老机构群聚性感染事件。

2. 高风险职业人群：一线医护人员职业应激明显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一批又一批医护人员源源不断奔赴湖北抗疫一线，成为最美逆行者。截至3月初，湖北省有超过3000名医护人员感染新冠肺炎，其中40%在医院，60%在社区，均为湖北省医护人员，均为非传染科医生。驰援湖北省的4万多名医护人员，到目前为止没有感染报告。绝大部分医护感染病例来自湖北武汉，且当地一线多名医生不幸离世。为什么武汉的医生护士是重灾区？除了早期应急医疗物资储备不足、资源调配使用不合理、医用保障不够等原因造成的防护不到位，还因为部分医护人员并没有面对突发传染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经验与充足准备，在对高危险性患者实施诊治和护理的过程中，常常处于高度紧张的应激状态，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和心理失衡，产生了职业应激。当个体处于超出应对强度的应激环境时，可引发生理、心理及行为的急性应激反应。最近一项对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参加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支援的一线护理人员心理状况调查结果显示，2周内，92.68%的护理人员出现了心理问题。不仅是武汉，一项调查杭州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定点收治医院护士焦虑现状的研究显示，该医院207名护士的焦虑测评得分明显高于全国常模。中国-世卫组织联合考察专家组宣布，截止2月底，全国共有476家医疗机构3387例医务人员感染新冠肺炎病例（2055例确诊病例，1070例临床诊断病例和157例疑似病例）；90%以上的医务人员（3,062例）来自湖北。医护人员作为特殊的职业群体，面对工作的高风险性、高度紧张性和生疏的工作环境，承担着救死扶伤的重大责任，极易产生强烈的情绪波动及负性情绪体验，对个体的心身健康带来一定的负性影响，进而影响其注意力、理解力和决策能力。

3. 未感染疾病的普通人群：用眼负担重及焦虑反应

随着对COVID-19流行病学特征认识的不断加深，当前已实施了若干减少传播和感染风险，以及降低疫情影响的防控策略，包括围堵（containment）和缓疫（mitigation）。区域封锁、停学停工，并利用各种媒介向公众实时发布疫情信息，开展个人和家庭防护宣教，各地政府通过采用医学和非医学干预策略和有力措施，控制住了春运期间大规模的跨区域人口流动，原有计划中的旅游和聚会纷纷取消，车站、机场、公交、市场和饭店等公共场所的人流量迅速减少，响应号召“宅”在家里成为大多数人在疫情非常时期最为普遍的过年方式。但随之而来的，是相应产生了长时间用眼、身体活动不足及焦虑情绪等身心健康问题。

对于成年人，长假期间每天通过手机、电脑、电视等媒介，时刻关心着疫情防控的最新形势，关注着国家卫健委和当地卫生行政部门通过权威媒体公布的确诊、疑似、治愈、死亡患者的人数，期待着疫情拐点的到来。随着春节延长假期的结束，一些企业以远程办公方式复工，会议、公务等工作在电脑上完成；对于未成年人，小学、中学、大学生停课不停学，通过网络进行在线学习。长时间对着电子屏幕，增加了眼睛负担；且一般家庭的活动空间有限，很难开展达到一定强度的运动。此外，此次疫情持续时间长，发展态势迅猛，所产生的压力会让普通人在情绪、生理、思维和行为上都表现“应激（Stress）”的反应模式。有些人在前期的“警觉反应期”和“抵抗期”就可能出现心理不适，而长期慢性应激状态的最后一个阶段“衰竭期”更容易让人身心疲竭。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武汉市心理医院危机干预热线自开通以来，来电咨询中排第一位的心理困扰是不确定感，包括不确定自己或周围人是否已传染、不确定疫情发展方向、不确定物资能否充足供应等等。疫情的持续，过度的信息接受，导致焦虑水平升高和潜在抑郁发生。复旦大学的2篇研究显示，在COVID-19暴发期间，抑郁，焦虑以及抑郁焦虑并发（CDA）的发生率（n=4872，数据来自31个省和自治区的在线调查快速评估）分别为48.3％、22.6％和19.4％。超过80％的参与者表示经常接触社交媒体。易感性、严重程度和信息的混乱程度正相关。

（报告执笔者：王会儒，上海交通大学体育系教授，健康长三角研究院体医康养护研究中心（筹）主任；姚忆，博士，上海慈勇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袁晓玲，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护理学院讲师；徐刚，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乔钧，上海第二康复医院副主任医师）